1979年新年伊始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前往汕头等地，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。
到达汕头后，进入吴南生眼帘的除了贫困和落后，便是在破败的街道上四处漫溢散发着臭气的粪便。
看到汕头的落后，吴南生质问中共汕头地委的领导们：“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，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的这样一幅江山啊！”
此时，吴南生想起一位海外的朋友为他出的主意，那位朋友问他：“你们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？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的东西？如果敢办，那就最快，你看新加坡、香港，他们的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？”
就这样，吴南生向广东省委提出了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。
3月3日，也即是吴南生回到广州的第三天，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。
在此次常委会上，吴南生的关于提议在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，获得了常委们的一致认同。
同时，在此次会上，广东省委还认为广东有两大优势：毗邻港澳，华侨众多。只要中央在经济政策上给与广东充分的自主权，广东就可以完全利用这两个优势，加快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。
因此，广东省委认为，不单是在汕头办一个出口加工区，还应该在珠海、深圳也办。
最后，广东省委决定，把开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报告给中央。
就这样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，最早发出了希望改革的呼声。
1979年4月5日至28日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，中央党政军负责同志参加会议。
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、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和一位抓农业的省委常委，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。
小组讨论结束之后，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，听取各小组召集人的汇报。
汇报开始后，作为中南组的召集人，习仲勋对政治局委员们说：“我们省委讨论过，这次来开会，希望中央给点权，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。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、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，各划出一块地方，单独进行管理，作为华侨、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，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，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。”
习仲勋表示，如果中央能够给广东一些在经济决策上的权力，广东早就发展上去了。
接着，习仲勋讲了广东的经济现状和广东省委关于广东开放、搞活的设想。
在汇报中，习仲勋重点提到了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，作为华侨、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，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，并初步定名为“贸易合作区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