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嗯。我还想问问您，亚历山大·彼得罗维奇，据说有一种猿猴手长及踵，身材有最高的人那么高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“是真的，有这样的猿猴。”
“是什么样的呢？”
我也尽我所知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“它们生活在哪里？”
“在热带。苏门答腊岛上就有。”
“这是在美洲吧？有人说，那里的人是头朝下走路？”
“不是头朝下。您说的是对蹠者。”
我说明了美洲的地理位置，也尽可能解释了什么叫对蹠者。他那么认真地听着，好像此来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对蹠者是什么意思。
“啊，是这样！去年我看了一本关于拉瓦利埃尔伯爵小姐[4]的书，是阿列菲耶夫从副官那里拿来的。这是真事还是随意虚构的呢？那是大仲马的作品。”
“当然是虚构的。”
“好吧，再见。多谢您啦。”
于是彼得罗夫消失了，实际上我们的谈话几乎从来就是这样。
我开始了解他的情况。M知道了这段交往，甚至向我提出了警告。他对我说，不少苦役犯都使他心生畏惧，尤其是在初期，在入狱后的最初几天。但他们中的任何人，甚至卡津都不像这个彼得罗夫那样，给他留下了如此可怖的印象。
“这是所有苦役犯中最果断、最无畏的一个，”M说，“他无所不为；任性起来，什么也拦不住他。他甚至能杀了您，只要他起了这个念头，就那么干脆地杀了您，决不皱一皱眉头，也决不后悔。我甚至认为，他精神不大正常。”
这个评语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。可是M却不能给我一个解释，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奇怪的是：此后一连几年我对彼得罗夫都是了解的，几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交谈；他向来真心地依恋我（不过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），——虽然这些年来他在监狱里谨言慎行，没有任何骇人听闻的劣迹，可我每一次在看着他并与他交谈的时候都认定，M的看法是对的，彼得罗夫也许就是个最果敢、最无畏和不知自我约束的人。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，——我也无法回答。
不过，我要指出，他就是那个要杀死少校教官的彼得罗夫，当时他被叫去受体罚，而少校就在要动刑的那一刻乘马车走了，诚如囚犯们所说，是“奇迹救了他一命”。另外一次，那还是在服苦役之前，团长在军事训练时打了他。想必在此之前他曾多次挨打；可是这一次他不愿忍受，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展开的队列前面捅死了自己的团长。不过我不了解他的详细经历；他从来也没有对我讲过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突然的爆发，这时全部天性整个儿地陡然显露了出来。然而这在他身上毕竟还是很罕见的。他确实谨言慎行，甚至很温顺。他的内心隐藏着***，而且是强烈的、炙热的***；但烧红的煤炭往往蒙着一层灰烬，在静悄悄地阴燃。和别人不同，在他身上自我吹嘘、爱慕虚荣的特点连影子也没有。他很少与人争吵，但也并不和谁特别亲近，只有西罗特金是个例外，那也只有在需要用到他的时候。不过有一天我看到他是真生气了。起因是分配的时候少给了他一个什么东西。与他争吵的是一名魁梧有力的囚犯，此人凶狠、爱惹事、好讥诮，而且绝非胆小怕事之辈，名叫瓦西里·安东诺夫，是民事类犯人。他们已经叫嚷了好久了，因而我想，闹到最后顶多也不过就是三拳两脚了事，因为彼得罗夫虽然不大会动真格的，但偶尔甚至会像最无赖的苦役犯那样打架骂人。然而这一回却并非如此：彼得罗夫勃然变色，嘴唇发抖、发青；他透不过气来了。他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慢慢地、非常缓慢地用一双落地无声的赤脚（夏天他很喜欢打赤脚）向安东诺夫走了过去。突然，喧哗吵嚷的牢房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。安东诺夫跳起来迎了上去：他已面无人色……我不忍心看下去，走出了牢房。我料想，不等我走下台阶，就会传来被杀者的惨叫。不过，这一次也没有出事：安东诺夫在彼得罗夫还没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，就赶忙把引起争吵的东西给他扔了过去。（原来是最不值一提的破烂玩意儿，一条包脚布。）不用说，过了两分钟，安东诺夫还是骂了他几句，以免后悔，也为了保持体面，想表明他并不是真的就那么怕他。不过，彼得罗夫对这种骂骂咧咧的话一点也不在意，甚至没有搭腔：问题不在于骂人嘛，反正是他赢了；他很满意，把破烂玩意儿收了起来。一刻钟后，他已经照旧在监狱里无所事事地闲逛，似乎在寻找哪里有人讲什么新奇事儿，好凑过去听听。他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，可是不知怎么，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，他对所见所闻大多抱着冷漠的态度，就那样在监狱里无事闲逛，跑来跑去。也可以把他比作劳动者，一个健壮的劳动者，他能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，可是在没有工作给他做的时候，他就等着，坐下来和孩子们玩耍。我也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蹲在大牢里，为什么不逃跑？他是不会想到逃跑的，如果他没有要逃跑的强烈愿望的话。像彼得罗夫这样的人，理智起作用只有在他们还没有什么强烈愿望的时候。世上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。我深信，他能利落地逃走，能瞒过所有的人，能整个星期不吃不喝躲在哪里的树林里或河边的芦苇里。但他显然还没有想到这个主意，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想要这样做。我从未发现他有深远的思虑、特别清醒的看法。这些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观念，毕生都在无意识地驱使他们来去奔波；他们就这样一辈子跑来跑去，直至找到完全合乎自己愿望的事业为止。我有时感到奇怪，这个因为挨打就杀死自己长官的人，怎么会在这里乖乖地躺下忍受树条的抽打呢。有时他带着酒被抓到了，就会挨这样的体罚。和那些没有手艺的苦役犯一样，他偶尔会去贩私酒。但他在躺下受刑时也仿佛是自愿的，或者说，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该罚；否则他是绝不会躺下的，打死也不会。我也觉得奇怪，尽管他对我显然很依恋，却又偷我的东西。他时不时地会这么干。就是他偷了我的《圣经》，我只是托他把书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去。就几步路的距离，可他居然在路上找到了买家，他卖了书就立刻去喝酒，把钱花光了。想必他那时很想喝酒，既然很想做一件事，那就必须做到。所以有人会为了二十五戈比的硬币去杀人，拿这枚硬币换了半瓶伏特加来喝，尽管在别的时候他会放走身怀十万卢布的过客。晚上他亲自向我承认了偷书的事，不过没有一点窘态，也毫无悔意，完全是无所谓的样子，好像在讲一桩极其普通的事情。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，我是舍不得我的《圣经》啊。他听着，一点不动气，甚至很温顺；承认《圣经》是非常有益的书，真诚地惋惜我现在没有这本书了，但是根本不为他偷了书而感到懊悔；他看上去是那样充满自信，以致我骂不下去了。他忍受我的责骂，想必是认为，对他的这种行为不可能不破口大骂啊，那就让他宣泄一下，消消气，发发牢骚吧；认为其实这都是废话，很荒唐，一个严肃的人是羞于说这种话的。我觉得，他向来把我看作一个孩子，简直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儿，连最简单的人情世故也不懂。举例来说，假如我主动跟他谈起科学和书本知识之外的什么话题，诚然，他是回答我的，不过好像只是出于礼貌，仅限于极简短的回答。我时常自问：他平常向我问到的那些书本知识对他有什么意义呢？在这样交谈的时候，我时不时会从旁观察：他该不是在嘲弄我吧？然而不是；他通常是认真地留心听，可又并不是很上心，这后一种情况有时使我很恼火。他能明确地提出问题，但对我所提供的知识并不感到惊奇，甚至只是三心二意地听听而已……我还觉得，他不假思索地认定，不能像跟别人谈话那样跟我谈话，除了谈书本以外，我什么也不懂，也不会懂，所以多谈无益。
